当历史车轮驶入21世纪，世界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球利益深刻变动、国际格局重新洗牌、国际关系深度重塑的大背景下，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都无法仅仅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这人类历史的关键十字路口，只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世界秩序重塑，才能推动大变局朝着造福世界人民的正确方向前进。绍兴文理学院洪波教授撰写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别出心裁地拓展出一条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路径，其研究旨趣正如书中所言：“面对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挑战，我们应当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框架下，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时代变化，深刻把握实然与应然、继承与发展、一元与多元之间的碰撞，通过变革和机制选择寻求人类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只有从人的类主体出发，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架构中才能够有效促进人类在守望相助、共同发展的道义下实现马克思所冀望的“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
随着全球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与数字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交往超越了时空限制，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不断放大与提升，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中已经成为一种经验事实。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历史必然性。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研究》一书围绕如何以“世界历史性”作为新全球化时代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展开研究。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又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作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发展和共同体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共同体样态，其实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逻辑与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变革发展的必然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对一个静止状态的全球格局思考，而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可能路径；不是自由王国和理想社会的实现，而是必然王国和现实世界的需要。面对日益多样化、复杂化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迈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的共同体，它为理想共同体的实现提供基础和创造条件，推动着世界历史持续积极的发展。
二
当今世界，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全球化进程正遭遇“逆风”和“回头浪”，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正全面加剧并呈现出新的态势，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着结构性调整和转换。在这关键的历史拐点，尤其需要以一种宏阔的视野审视时代变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正是对世界历史发展新阶段人类现实境遇的中国回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一书从“世界历史性”的“秩序”“主体”“议题”“时空”和“愿景”五个维度，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建构，很好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意义的不断开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作用，愈发成为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意味着对其进行“鲜活”的思想阐释而非空洞的解读，在思想中把握时代、进而引领时代世界历史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我们要深刻认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旗帜，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开创更加美好的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扬弃，它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之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性，倡导多元文明的差异性共存。
《研究》一书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依据世界历史新阶段各国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整体性发展态势，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指明了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了对西方话语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视域的超越，开启了一种新型的文明方式，并以此纠正西方的‘普世文明论’对人类文明的权杖及其发展向度的误认。”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推动人类求同存异、互学互鉴，促进人类新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彰显了新世纪“文明自觉”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勾勒出文明发展的全新图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终将落地生根、枝繁叶茂，焕发出更加强劲的生机活力，推动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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